心灵的争夺年代美国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5)

除了中文原版书和翻译图书之外，50年代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图书宣传中还有一项重要行动——教科书项目。此项行动的受众主体是东南亚华人学生和青年。今日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引领者，很大程度上一个群体、社会、地区甚至国家的舆论走向和思想倾向的发展由这群人塑造，对此美国焉有不懂之理。为了拉拢华人学生，培养他们“亲自由世界的倾向”[29]，阻止当时出现的“海外华人学生到红色中国去接受高等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灌输”[30]的趋势，美国想尽办法在东南亚华人学生中积极推广“颜色”教科书。

驻东南亚地区的美国新闻处在华人学校推广非共产主义或亲西方的教科书，描述“大陆政权的残酷与压迫”[31]以及展现美国及“自由世界”的面貌是美国的首选内容。若难以使用这类教科书，美国还设计了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使用东南亚当地的教科书。1957年5月，由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国际合作署和行动协调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海外华人特别工作组会议再次表明，美国针对海外华人学生的教科书项目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依次制定不同版本的教科书。[32]这类教科书中的“亲美反共”思想或许很弱，甚至没有，但是在美国看来它们依然具有利用价值——至少可以淡化华人群体对共产主义的印象和对中国大陆的感情。因此美国新闻署积极支持这类非共产主义教科书的出版，协助东南亚国家翻译和发行自己公立学校的教科书，让华人学校采用；同时挑选少年读物和其他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让海外华人青少年了解所在国的历史、人民、风俗以及文化成就。[33]

三、假面慈善：美国亚洲基金会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行动

在亚洲推动海外华人图书项目的一支主要的“隐秘”力量是中央情报局操纵的亚洲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51年的自由亚洲委员会。这个伪私人组织是中央情报局一手建立起来并资助其正常运行。受自由欧洲委员会启示，美国在亚洲成立了一个打着慈善旗号的冷战宣传代理人，代替政府在亚洲做一项“政府通过美国新闻处无法完成的工作”[34]。故而，美国政府要求自由亚洲委员会“在具体行动上尽力去除美国的标签”[35]，即努力地伪装成一个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为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一个非政府慈善机构却设立了赤裸裸的反共目标——“促进、支持和帮助亚洲地区个人和国家自由事业的实现，从而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支持亚洲国家中的非共产主义和非极权主义因素，以实现和维护个人与国家自由的理念”。[36]自由亚洲委员会确立的首要目标即中国大陆，其下设有海外华人联络处(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Branch)，将海外华人列为重要目标群体，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上。

美国在亚洲的大部分“反共亲美”宣传活动由亚洲基金会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授意实施，它与中央情报局区域工作站、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之间形成了一个合作机制。[37]20世纪50年代冷战意识形态对抗正酣之时，香港作为面向东南亚华人宣传的跳板和中转站，亚洲基金会主要在这里推行图书传播计划。

首先，亚洲基金会资助成立了自由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亚洲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专门出版和发行美国政府指定的图书，反共文艺、美国文学、美国政策、美国文化是这些图书的主要选题。因为有美国政府强大的财政支持，这些出版社无惧资金及运营问题，故而能专注于政府交派的任务。以1953财政年为例，亚洲基金会的财政预算是23,000,000美元，其中2,800,000美元用于编辑部的支出，[38]主要任务就是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的刊发。兹以个案展示方式阐释一二。

亚洲出版社的成立以“反共、追求自由”为目标，反共文学创作是其一大特色。[39]例如，1952年出版的《斗争十八年》的作者司马璐最初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开除定居香港，该书实为自传，充斥着浓厚的反共色彩。又如在1953年出版的夏芸伯的《回国升学记》一书中，亚洲出版社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赤裸裸地写道：“本书是一个典型的香港青年‘回国升学’的现身说法，同时也是最近千百海外青年侨胞投向红色中国而感到悲观失望的写照。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共诱骗青年的各式花样，可以听到中共传声筒的种种谎言，也可以见到中共所谓‘照顾华侨’的空头支票。”[40]这是美国以歪曲言论拉拢海外华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的典型例证。

同样，友联出版社亦打着“反共”的旗号，重点针对东南亚华人群体，其创社宗旨明确提出，“就短期来说，我们希望与其他团体及个人合作，影响华侨社会、教导自由世界(尤其东南亚)的中国青年，使他们认清共产主义和共党统治的真相，与东南亚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对抗共党的颠覆活动。我们所有的中文出版物，殊途同归地都是以东南亚华侨为主要对象——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儿童。就较长期来说，我们希望促进两千万自由中国人的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团结的民主力量，以影响大陆局势，促使中共政权结束。”[41]友联出版社出版的《反共斗争与人类前途》(1952年)、《认识中共的土改》(董时进，1953年)、《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理查德·沃克，1956年)等图书都具有鲜明的反共色彩。其中《共产主义下的中国》一书的英文原版1955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发，仅仅一年的时间该书的中译本就在香港出版，足见美国反华反共的急迫心情。沃克在书中以一种不实的言论“描述中国人过着一种充满恐惧的、冷漠的生活，政治运动中的暴力渗入日常生活中”，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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