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争夺年代美国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3)

东南亚华人群体既已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和维护自身利益防线的一个必要因素。为尽其所用，美国政府筹划了相当完备的行动方案以真正落实对海外华人的政策。美国海外华人政策的终极目标定格在“反共亲美”这样一种人心向背的转化，那么心理导向必然构成了具体政策执行中的核心行动。心理导向，或称心理战，是冷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体现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交锋，是一种特殊而无形的存在，故而“可以直抵对方的国界之内，很难被防御”[14]。思想的传播没有国界，但是思想不会自己传播，需要借助外化的方式和有形的载体。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媒体和互联网还未出现或普及，图书依然处于它维持了上千年的思想文化传播之霸主地位。利用图书将己之所念施于彼之头脑是冷战对峙双方都深谙之道。美国用于冷战宣传的图书项目覆盖的范围和人群比较广阔，海外华人群体及其居住地是其中一隅。美国对海外华人的图书宣传隶属于美国的整体海外图书项目：服务于同一个根本目标，拥有同样的立法支持，受控于同样的政府管理机构，遵循同样的审查制度。在这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中，大而同、小而异是一条灵活有效的处理原则。美国对海外华人图书宣传在“大同”的框架内又表现出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独有的因素。

在总体战略部署和政策制定层面上，美国的海外图书项目在冷战伊始到1953年之间由国务院负责，而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之后便悉数归于该机构之下，持续至冷战结束，期间不曾改变。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外图书项目所有层次的活动，包括海外华人图书计划在内，接受心理战略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统筹规划与协调；具体到政策落实和活动开展的层面，主要由美国驻海外各地的宣传机构——美国新闻处负责图书项目的开展与运行，同时援外事务管理署(后来的国际合作署)等一些相关机构配合协调行动。

美国驻台湾和香港的新闻处因两地的特殊性而成为开展海外华人图书项目的基地。在美国人眼中，港台既是联络海外华人的桥梁，又是遏制共产主义的绝佳要塞。美国将台湾包装成“海外华人文化的容器与象征”[15]，让海外华人“视台湾为他们传统文化和华人身份的监护人”[16]，妄图隔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外华人的相互认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状态与共产主义中国形成鲜明反差”的香港被美国视为“自由世界”的窗口。[17]根据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香港就变成了美国搜集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军事信息的重要据点和海外华人重要的文化与信息中心，香港的许多出版物都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广泛传播。[18]天然的血脉联系和相同的历史基因与语言让台湾和香港成为美国与海外华人建立直接或相对直接联系的通道，美国从中获悉海外华人的文化偏好和传统。在思想和心灵的争夺战中，这种精神层面的熟谙通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文原版图书的出版与发行可谓对海外华人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途径。50年代初，驻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启动了中文出版项目，出版和发行描写“自由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成就的作品，[19]树立足以吸引海外华人的形象。美国意在通过书中的描绘在海外华人心中植入海峡两岸社会生活状态的对比，从而使海外华人的思想中形成一种倾向。图书的接纳和影响程度决定着行动的成功与否。中文图书项目推广期间，美国实地调查和分析了海外华人群体的阅读偏好以及书籍的出版流通情况，发现行动的效果不尽人意。驻港美国新闻处马上改变了目标图书的风格，调整之后的美国新闻署中文图书项目(USIA Chinese book program)更加重视香港华人创作的小说和描写中国大陆的通俗性图书，取代之前出版的严肃的意识形态研究和美国研究方面的图书。50年代后期美国针对海外华人的图书出版活动中华人作品的出版率一路飙升。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逐年图书出版清单显示，华人的著述占到80%以上，甚至更高。[20]兴之所至，书中描绘的内容和蕴含的思想才能在人们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就在无形之中完成了一念之间的转变。

图书翻译是美国海外图书项目的一个重要领域。语言不通在根本上制约着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原则，对海外华人群体亦同符合契。美国政府层层筛选出来的“功能性”图书需要转化成华人可以阅读的语言。相较于台湾，因“英国相对宽松的统治形态”[21]，香港美国新闻处承担着更多的图书出版职责，被美国视为“海外华人项目的资料制备中心”[22]，负责中文、英文或双语版的图书、宣传册、专论等出版物的印刷与发行，之后通过发行渠道流通到台湾和东南亚。根据美国新闻署统计的图书翻译项目海外发行情况，从1953年到1957年，台湾承担了86种中译本图书的发行，而香港承担了235种中译本图书的发行(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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