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争夺年代美国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2)

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视为冷战在亚洲的扩展和升级。美国亚太战略在调整过程中实现了从消极到积极主动出击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亚洲(尤其是大陆地区)逐渐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缘区走向战略核心区。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仍抱有一丝“希望”——“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一个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并不代表苏联就‘获益’”。[3]因此美国一直在等待“中苏之间的分歧并通过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加以利用”，[4]阻止苏联控制中国、形成从欧洲到太平洋沿岸的超大规模的一块共产主义铁板。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终结了美国的幻想，它第一次有力冲击了冷战初期美苏大体划定的两大地缘战略辖区——“欧亚大陆(由苏联控制)和依赖贸易的海洋辖区(由美国统治)”。[5]美国发现单独依赖海上据点构筑国家安全防线存在重大缺陷，亚洲大陆地区被纳入核心防御圈。

朝鲜战争促使美国彻底放弃了将中国大陆作为美苏在东亚对抗的缓冲地带的想法，直接将中国变成了对手。美国政策的这种转变使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极速上升。美国的亚洲利益防线被迫紧缩，东南亚大陆取代中国大陆成为新防线缓冲区，而且是最后一层陆地缓冲区。1951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NSC48/5号文件充分体现了东南亚对于美国整体布局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如果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组织，就可以保护和促进从日本到新西兰的太平洋离岸岛屿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共产党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控制将使日本处于危险的脆弱地位，从而严重影响美国在太平洋的整体安全。大陆国家的失守将导致离岸岛链的地位从支持基地沦为为前线阵地”。[6]换言之，如果东南亚无法掌控，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将后退无路。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针对东南亚地区提出了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作为遏制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国家扩展的政策与行动依据。艾森豪威尔公开宣称，“亚洲已有4.5亿人口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我们根本承受不起更大的损失……对自由世界来说，这种损失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7]东南亚在亚洲冷战中的地位让美国看到了该地区华人群体独特的利用价值。华人“大规模的持续性海外移民始于16世纪末”，[8]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和期间多次的移民浪潮，到20世纪50年代，东南亚地区已形成数量高达1,200多万的庞大华人群体(其中不包括新加坡，美国认为新加坡华人比例占76.5%，直接将其视为华人城市)。[9]华人簇群而居，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华人社区和极具辨识度的华人群体。

在美国人眼中，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对中共目标的支持或反对直接影响着美国东南亚政策目标的实现”[10]。共产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形成一股冲击波，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海外华人的思想和观念。美国担心海外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主义的向心力与日俱增，可能会将整个东南亚置于西方所恐惧的“红色海洋”中。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直接把海外华人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写进了政府文件中。1956年，行动协调委员会海外华人特别工作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Overseas Chinese)成立，由行动协调委员会台湾与中华民国政府工作组(OCB Working Group on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主席领导，行动协调委员会东南亚工作组(OCB Working Group on Southeast Asia)协助开展工作。[11]同年，美国对海外华人群体政策的全新文件相继出台。7月13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发布题为《海外华人作为美国政策工具》(The Overseas Chinese as an Instrument of )的政府文件。8月7日，美国政府又制定了一份文件——《海外华人与美国政策》(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

由此可见，东南亚华人群体的倾向与立场及其相应的行动微观而具体，但确实影响着宏观意义上的亚洲冷战格局和相关行为体的整体战略与对外政策。美国有意将海外华人打造成“自由世界政治经济体制中必不可少和极有价值的一环”。[12]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此阶段针对海外华人群体的政策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在海外华人社区营造反共情绪和影响；(2)清除亲共影响与活动；(3)增强海外华人群体的亲西方导向；(4)鼓励海外华人将自身利益与所在国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将中华民国政府视为政治抵抗共产主义的象征和防御共产主义进攻的一个因素。[13]总体方针已定，如何将其转化成具体有效的行动是从政策到目标实现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二、官方导向：美国政府机构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行动

文章来源：《图书馆建设》 网址: http://www.tsgjszz.cn/qikandaodu/2021/0421/11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