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争夺年代美国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图书宣传(4)

表1台湾、香港中译本图书发行种类(1953-1957)单位：种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1957年合计台湾86香港235

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年发行图书种类，还是5年发行种类的总数，台湾都逊色于香港。这里稍微谈及一点数字问题，表格呈现的数字看似稀少，只是因以种类论书，而非以册论书。每一种书可以印刷成千上万册，若以万册为单位，那么5年间仅图书翻译这一个项目就有至少数百万册书籍流向东南亚华人群体，遑论其他。以1959财政年为例，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图书翻译项目下的中译本图书为48种，发行规模竟达到2,541,000册，而同一年美国新闻署图书翻译项目在远东地区一共发行了4,112,000册图书，[23]香港占到六成以上。

长长的书目列表直观明了地再现了美国赤裸裸的反苏反共和宣扬西方的双层意图。其中不乏一些熟悉的“面孔”，它们几乎成为美国在全球进行反共宣传的蓝本，在美国针对世界其他地区、其他人群的各种语言的图书翻译项目中都能发现这些“面孔”，即它们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在全世界发行。苏联叛逃者的自传毋庸置疑是美国的“宠儿”，比如彼得·皮洛戈夫(Peter Pirogov)的《我为什么逃离》(Why I Escaped)、伊格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的《提坦的坠落》(The Fall of a Titan)等。在美国的宣传策略中，苏联叛逃者自传中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对比要比晦涩难明的文字更有影响力。

彼得·皮洛戈夫是苏联的飞行员，1948年10月他和另一名苏联飞行员安纳托利·波尔佐夫(Anatolii Borzov)驾驶飞机降落在奥地利的美占区，并宣布他们无意返回苏联。这两名叛变的飞行员很快就引起美国媒体的轰动。数月之后，美国政府为他俩安排了一次为期3天的美国观光旅行。他们“惊讶于美国的繁荣富足”——皮洛戈夫被美国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深深震撼。他俩还参观了“美国之音”电台，在这里皮洛戈夫拿起麦克风歌颂美国的自由，恳求他的同胞反抗共产主义政权。短短几个月，皮洛戈夫就写出《我为什么逃离》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因拒绝加入集体农场而遭受压迫的家庭中的童年，一个参加了被间谍和猜疑充斥着的苏联军队的悲惨成年。[24]1953年美国新闻署在香港出版发行了此书的中译本。

伊格尔·古琴科一手炮制了轰动一时的“古琴科事件”。二战期间古琴科是苏联驻加拿大使馆派驻在安大略省渥太华的一名密码员，1945年9月5日，即二战结束后的第三天，他拒绝被苏联政府召回，带着密码本和109份苏联在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文件叛逃了。之后的几年间古琴科写出《提坦的坠落》一书，书中描绘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不公正和残暴，抨击苏联的共产主义。该书被美国政府广泛利用，1956年针对海外华人的中译本在香港发行。

面向海外华人群体，美国还有更具针对性的反华图书项目。1953年美国新闻署在香港发行的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所著的《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们精神的蓄意践踏》(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乃其中一例。爱德华·亨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常年从事远东事务并搜集中国情报，他将中国的思想改造描述成“清除资产阶级思想”[25]，认为这是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与扼杀自由。在当时背景下，亨特恶意误读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势必会引发海外华人群体的思想波动。

美国所宣称的“西方民主与自由”是宣传材料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冷战宣传中，美国始终以“极权、独裁”攻击共产主义，极力否定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如此一来，美国势必要将自己的模式包装塑造成符合人类福祉与正义的选择。就像艾森豪威尔面对这场意识形态对抗时所说，“自由对抗共产主义独裁最有力的武器是其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至高呼吁……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将会战胜共产主义教条”。[26]美国将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价值观、社会生活、物质成就等写进书中，在世界各地传播。

50年代美国新闻署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中译本图书，这个方面的书籍占据很高的比例。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及其夫人》等美国名人传记，到《美国的民主》《什么是民主》《美国生活》《美国简史》《美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美国外交政策》等解读美国政体和政策方面的图书，同时还有《老人与海》《鹿苑长春》《惠特曼诗选》等展现美国文学成就的作品，[27]美国要将它们作为利器，构建想象中的国家形象。其实，美国新闻署成立的初衷可以非常贴切地诠释这种意图。美国意图通过书中对美国政治、政策的描绘和解释“向他国人民证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与他们自由、进步与和平的合法愿望是一致的，并将促进他们的合法愿望实现”，即使一些看似纯粹的美国文学，亦被官方认为其“对美国人民文化生活的描绘，有助于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与目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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