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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链、隐修院与大学：中世纪西欧图书馆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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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图书馆的作用正在逐渐发生改变，逐渐从一个储存图书资料的场所，转变成了知识交流、文化活动以及网红打卡的公共空间。但在古代世界，图书馆的作用远比今天更为重要
当今社会，图书馆的作用正在逐渐发生改变，逐渐从一个储存图书资料的场所，转变成了知识交流、文化活动以及网红打卡的公共空间。但在古代世界，图书馆的作用远比今天更为重要。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中世纪的图书馆及其所收藏的书籍具有特殊的魅力。一方面，这些书籍中包含着若干古代的历史文献，我们现在能够获知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的文本，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隐修士们在中世纪缮写室中的工作。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图书馆中藏有大量堪称艺术品的书籍，向后人展现了中世纪文明的壮丽画卷。在印刷术普遍推广之前，书籍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物力，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其本身也成了珍贵的艺术品，而作为大量收藏书籍的图书馆在知识意义和物质意义上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宝库。而且，图书馆作为一个储存图书的机构，其对于图书类目的划分，更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知识体系的认知。
隐修院图书馆
在基督教会早期，图书主要是用来进行宗教仪式的，因此大部分教堂中至少会有一部弥撒经本，书写着教会礼仪中的祈祷文。但是，中世纪的早期图书馆却主要存在于隐修院中。
读书对隐修士的生活非常重要。按照《本笃会规》的要求，隐修士们在一起用餐时不得闲聊和交谈，有专门选定的一位隐修士在众人用餐时诵读圣人传记等书籍。直到今天，许多本笃会隐修院仍然保持着类似习惯，但所读书籍除圣徒传记外，也包括世俗人物传记。2016年夏天，我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边境的贝尔蒙特隐修院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每天午餐时读的书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
可是，并非所有中世纪隐修士都能够阅读拉丁文，读书和誊抄书籍在某称程度上也成为了一些隐修士的义务和特权。《本笃会规》中曾指示，在冬天等不适合劳作的时候，具有阅读能力的隐修士们应当阅读圣经、教父作品和其他灵修作品，以加强自己的修行。这就成为了隐修院内部图书馆的雏形。
克吕尼派本笃会士在念诵日课经，可以看到其中有多本读书，对应着不同的礼仪年时期。
早期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教堂和隐修院功能的变化。查理大帝在9世纪时要求其帝国境内的各个地区都应当有一所学校，以保证臣民的基本教育。因此，大量教堂和隐修院就在宗教中心之外又逐渐增添了教育中心的功能。在其附属学校中，也逐渐出现了图书馆。
从传播角度来看，隐修院图书馆的书籍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可供流通，一种是只供馆内参考的，与我们今天的管理规则差不多。9世纪富尔达隐修院的本笃会学者费里埃的卢普斯（Lupus of Ferrières）常常给各种修会团体的首领和学者们写信，请求抄阅他们所珍藏的书籍。835年，他还给《查理大帝传》的作者艾因哈德写信，希望能够复制几部罗马古典作品，尤其是西塞罗的著作。现在，这部由他亲手抄录的《演说篇》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中。
卢普斯所抄的西塞罗作品。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是整个拉丁文修辞教育的基石，西塞罗作品的中世纪抄本远超过其他任何的古典作者。
隐修院也是各种书籍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于隐修士们来说，抄写书籍是一种繁重而神圣的劳动，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抄写不仅能够保证文化知识的传承，同时，通过出售这些书籍也能为整个隐修团体带来极为可观的收入。12世纪初，一位隐修院长曾经描绘过自己在坎特伯雷所见到的场景：
如果走进这座修道院的长廊，往里面去，会看到有十几个教士坐在椅子上，在工艺精巧的桌案上誊抄着。这其中包括圣哲罗姆关于《默示录》的注释、大格里高利的全部作品，还能看到圣奥古斯丁、圣安布罗斯、圣伊西多尔、圣比德等人，还有先是贝克隐修院院长，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伦等人的全部著述，他们都在这里用功抄写。
毋庸置疑，当时抄写最多的就是《圣经》，而主要的主顾则是一些大教堂和贵族家庭。但他们也常常复制一些罗马时代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涉及到语法和修辞方面的作品。
鉴于中世纪时期的技术水平和图书制作工艺，图书往往是隐修院图书馆中最宝贵的可移动财产之一。一些珍贵的图书以锁链锁在书架上，只供隐修士们在图书馆中参考而不得外借。由于图书数量并不多，常常是直接将图书置放于一个专门的桌子上，阅读者必须在此处进行阅读。在隐修院的书上，常常有诅咒的词语，比如“这本书属于某某隐修院，凡是偷窃或损坏这部书的人，愿他受诅咒”！
文章来源：《图书馆建设》 网址: http://www.tsgjszz.cn/zonghexinwen/2021/0626/16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