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链、隐修院与大学：中世纪西欧图书馆一瞥(2)

来源：图书馆建设 【在线投稿】栏目：综合新闻时间：202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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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丁隐修院图书上的诅咒文。其中属于“隐修院”的字样被人刮掉了。到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书籍的抄写和流通需求日益增加，1212年的巴黎主教会议甚

雷丁隐修院图书上的诅咒文。其中属于“隐修院”的字样被人刮掉了。

到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书籍的抄写和流通需求日益增加，1212年的巴黎主教会议甚至谴责隐修院图书馆藏匿珍贵图书不肯外借。主教们要求所有的隐修院都有义务向来客展示和出借他们所珍藏的任何书籍，因为这种行为是他们实践爱德的重要标志。

到了12世纪之后，中世纪最显赫的图书馆往往就位于主教座堂中了，比如英格兰的杜伦（Durham）和赫里福德；而另一些历史悠久的隐修院也有着令人垂涎的众多藏书，比如法国的圣高尔（St. Gall）和意大利的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在杜伦大教堂的图书馆中，所有的图书都被放置在铁制的格子中。事实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书籍的摆放是分为两层的，其中外层大约有428本书，可以对任何教士、僧侣开放，而在这些格子内部，则有87部受到借阅限制的书，其中大多数是在神学上有异端嫌疑或者涉及古代异教知识和世俗内容的图书。

英国赫里福德大教堂中的一座小礼拜堂从中世纪时期就被作为图书馆使用，其中存放的手抄本图书大多数都拴上了链条。

大学与公共图书馆

在《权力的游戏》中，山姆所在的学城可能是马丁大爷根据牛津大学想象出来的。在大学中所受到的教育就成了早期没有文官考试制度下，进行选拔人才和培养“公务员”的重要途经。在《权力的游戏》中，每一个领主身边都有一位“大师”，充当着医生、顾问乃至军师的角色。这一角色设定毫无疑问来自于中世纪的教士阶层。

大学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图书馆的设置。学生们主要依靠上课自行抄写课堂笔记，同时，他们还可以从一些专门的书商手中购买或者租赁图书，进行阅读。而且，一些来自同一地区的学生常常组织类似于“老乡会”的组织，除了共同吃喝、一起居住之外，也往往集资购买图书共同使用。但对于大学这个行会团体来说，学生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

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规模往往体现了这所大学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地位。在13世纪中期，罗伯特·德·索邦（Robert de Sorbonne）将自己的藏书移交给巴黎大学，并创办了索邦学院。在他的表率和推动之下，许多来自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巴伐利亚等地区的贵族、学者也纷纷予以捐赠，以推动图书馆的建立。到1289年，这所图书馆中的藏书已经超过了1000册，这在还没有印刷术的时代实在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此外，许多作者也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索邦学院的图书馆保存，期盼借助这个机会使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他的思想。直到今天，许多出版社都保持有向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以及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重要机构捐赠图书的习惯。

在法国西部的昂热大学保留着一份1431年的图书馆管理手册，其中不仅记载了图书管理员的责任和宣誓样本，同时还表明了图书馆在那个时候可以向什么人开放、管理员每日闭馆前应完成的查看环节。

现存最完整的中世纪晚期图书馆是位于荷兰聚特芬（Zutphen）的圣沃尔布加教堂（St. Walburga's Church）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始建于1561年，是一座建立于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图书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兼有两个时代的特色。这座教堂本身可以一直追溯到11世纪，而这座图书馆从建立伊始就对公众开放，因为当时此地的天主教教士们认为，让那些有文化的绅士们阅读正确的书籍有助于他们避免誓反教异端的侵扰。

聚特芬的图书馆。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此处几乎完全保持着初建时期的样貌，所有的家具、图书、铁链以及图书的摆放位置都和16世纪的样貌没有什么区别。

图书的分类

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表明了一个时代对于知识的体系化认识。一方面，图书分类反映了哪些知识已经被人们掌握，并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不同学科的先后排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了图书分类法的制定者及其时代对知识之“尊卑”的看法。

在中世纪的图书馆中，圣经作品（bibliotheca）无疑占据着首要地位（可参考国内今天通用的图书分类法之A类）。紧跟其后的，就是历代教父对《圣经》的注疏以及更为晚近的神学权威。在教父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往往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即使安波罗斯是他的老师，而且按照字母排序的话也应当在他之前。在圣经文本、神学和教会礼仪类图书之后，则是世俗的文本，比如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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