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书馆评书七十年从书茶馆到宣南书馆

梁彦宣南书馆演出照

评书，既是一种曲艺形式，也是一种文学样式；既是具有民族风格的通俗文学，也是诉诸听觉和视觉的口语艺术。评书凭借自身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演员出色生动的说演技巧，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老话说得好，听书比听戏还入迷，可见评书的艺术魅力。

以前，评书艺人多露天演出。清末，王述祖在《天桥词》中写道：“道旁有客说书忙，独脚支棚矮几张。白叟黄童齐坐听，乞儿争进手中香。”这就是“明地”买卖。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书场之简陋令人咋舌。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老人和小孩围坐聆听，足见评书之受欢迎。民国初叶，由北京天桥西大街西市场和公平市场内的大小茶肆肇始，陆续增添评书演出，如福海居、五斗居、同合轩、同乐轩等。当时，老北京人常说的是“二哥，您上哪儿去啊？”“我口儿里头茶馆听书去。”由此可知，茶馆与书场已合二为一。于是，诞生了一个新名词“书茶馆”。一般的书茶馆门面并不讲究，无非房檐上挂着几块半尺来长的小牌子，上书：雨前、龙井、雪蕊、毛尖等茶叶名；屋内的陈设就更简单了，都是些不曾上过油漆的长桌子大板凳，不管认不认识，尽可同席而饮。此外，在窗户板上刷一张报子，立在门口，“于×月初×日（阴历）特聘××演员准演×××。准时开书，风雨无阻。”每日一般两场，下午2点开书，称“白天儿”，晚上7点开书，称“灯晚儿”。也有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间加演的，称“早儿”。书茶馆内设有一尺高的书台，上摆书桌，无桌围，桌后有一把高椅。书台后墙贴三张纸报，上书早中晚艺人姓名和所演书目。“早儿”者居左，“白天儿”者居中，“灯晚儿”者居右。纸报一般为红纸黑字，名望高的艺人也有用金字书写的。开书后，不再卖清茶。艺人说上一段，一击醒木，一般是由伙计拿小笸箩打钱。听书的书座儿们，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所不有。有的老主顾每天必到，讲究的自己预备好茶壶茶碗，泡一包好茶叶，鸟笼子往门外一挂，一边喝茶一边听书。

当时北京内外城有六七十家书茶馆。有的一条街上，甚至一个十字路口就有几家书茶馆，但大小不一。清末书茶馆里最有名的是位于西市场中街1号（今永安路东口内约50米处）的福海居（茶馆主人王起龙，在家中排行第八），俗称“王八”茶馆，规模最大，上下两层中式楼房，宽敞豁亮。大门檐下悬挂“天一生水图”横匾，室内摆放108条长凳，可坐二三百人。各派评书艺人均在此说过书，如王傑魁（说《包公案》）、袁傑英（说《施公案》）、金傑丽（说《包公案》）、品正三（说《隋唐》《龙潭鲍骆》）、陈士和（说《聊斋》）、刘继业（说《说岳》《济公传》）、蒋坪芳（说《水浒》）、张荣玖（说《施公案》）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评书进入崭新的时代，传统书目向新书目过渡，评书艺人向评书演员过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早在1949年，连阔如率先编演短篇新评书《横渡乌江》；50年代初，赵英颇将马烽短篇小说《一架弹花机》改编成同名评书，这两者成为新评书先声之作。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请示》，文件明确指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采用。”这样，在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传统评书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评书题材大为拓宽，无论革命题材、新编历史题材，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受到广泛欢迎。以书馆和广播为主要阵地，评书演出十分活跃。书馆评书方面，当时北京的书馆尚有四五十家（“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歇业），经常上演传统评书《西汉》《东汉》《隋唐》《说岳》等，上座稳定。1958年3月，评书、鼓书演员主动停演《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清烈传》《永庆升平》等旧书，开始改编并说唱新书。5月，天桥评书、鼓书演员组成说新唱新书小组，新书目有《飞夺泸定桥》《青化砭》《刘巧团圆》《铁道游击队》等。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评书蓬勃兴起，蔚然成风，北京各书馆上演新评书占全部书目的两至三成，李鑫荃《红岩》《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和朱祯富《急浪丹心》等深受欢迎。广播评书方面，这一时期更是捷报频传，很多经过整理的传统评书和创作的新评书，都通过电波传入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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